過去30年，網際網路的出現徹底改變了人們的行為模式。網際網路發展至今，網路的使用除被視為人權的延伸、網路基礎建設更決定了國家競爭力。然而，最重要的是，網路的出現帶動了各種新的商業模式、產生新的商業型態，顛覆了人們對產業的理解與認知，同時也改變了政府（或企業）、中介者與使用者三者之間的互動與從屬關係。
UBER就是一個例子。UBER這種創新的商業模式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產業衝擊，但也讓我們有機會去檢視台灣在社會創新上的瓶頸。
首先，談談政府。過去我們國家系統是在大政府的思維下運作，但在網路被廣泛應用的現在，政府若仍舊選擇用大政府的心態去面對社會創新，可預見的，政策的規劃勢必是top down、從上到下的，擁有權力者在擁有絕對話語權的情況底下，他將可以制定分配資源的方式並壟斷社會創新的架構與論述，每當權力中心的更迭，那將又是另外一套的做法及邏輯，社會的創新也因此陷入無止境停擺的輪迴裡面。
政府退場：掌舵、而非划槳
社會創新作為改變台灣的機會，政府應該要退場，摒棄過去無限制給予社會創新補助與資源的大思維，讓社會創新者去創造需求、讓社會創新的發展有機化。如同巴菲特（Warren Edward Buffett）所說的，「海水退潮就知道誰沒穿褲子游泳（After all, you only find out who is swimming naked when the tide goes out.）」，透過系統的自然篩選，將有助於社會創新的長遠發展，政府只需要盡可能的完備法規，進而去創造新的產業並驅動企業動能。
在過去，台灣的原產業多依賴政府的過度補貼，若政府不往後退一步，從控制者轉變成引導者，社會創新最後還是會淪為一生長不健全的產業生態系。社會創新絕不能夠以過去「搞園區」、「搞兩兆雙星」的政策角度來思考，或是將大量資源投注在所謂的「明星產業」，從過去的經驗來看，到了最後，這些產業都會死掉。
再者，法規作為規範者，在過去三十年的產業架構底下，政府按照各種新興產業制定專屬的產業發展條例、一套遊戲規則，限縮了產業發展的模式。但我們必須認知到，社會創新作為社會轉動的驅動力，他並非單一產業，而是要普遍發展在各個產業內的心態和思維。因此，我們不需要再去制定社會創新所需要的法規（事實上也不需要）。
公益公司法：為社會創新引路
政府在面對角色的轉移，當然會有不安全感，這來自於掌握權力者必須迎合社會給予的期待，以維持政權的正當性。因此，政府在漸進式退場的過程中，必須要有新的行政思維與治理架構、一個新的願景，並制定一個可以協助過渡的新法規 — 公益公司法。
公益公司法立基在公司法的架構下，除了追求股東最大利益之外，還必須考慮到社會責任，並追求廣泛的與真實的政府與社會夥伴關係。公益公司法的推動，有其象徵意義。它滿足了社會企業的「社會性」，使它可以在政府啟動社會創新的過程中，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；另外，也滿足了社會企業的「企業性」，得以協助社會企業的法制化和規模化。畢竟，當社會企業沒有辦法存活時，它還是會回到NPO（Nonprofit Organization，非營利組織）的角色，走回仰賴政府大量補助的回頭路。
另一方面，公益公司法可以提供想要引進耐心資本、或是引進普遍的公司治理、或是引進正確的企業發展模式下，一個新的選項，而這也是台灣要走的路，透過這個方式，由大帶小，引導生態系的建立。換言之，社會企業不需再另立專法，因為社會企業還在萌芽，此時用任何的法規或方式去限制、去規範，很有可能扭曲社會企業的發展。
我們要去思考，台灣倡議社會企業的概念已行之有年，民間蘊含了強大的能量，但時至今日，我們仍無法找出在社會企業領域裡的典範或指標。究竟在現行的制度下，出了什麼問題？
社會創新作為長遠社會工程
社會創新是一個長遠社會工程。過去大者恆大、大到不能倒的發展模式已經過時，我們要去勾勒下一個世代，台灣企業、產業的樣態。其中，最重要的就是創造流動性，包括資本的流動、技術的流動以及人才的流動。
最後，還是要回歸到政府治理的本質。政府必須扮演掌舵者，而非划槳的角色。如同所有的規範，起初都有早期的使用者，亦即early adopters，台灣很多社會企業的early adopters，在競爭的過程中，存活下來，最後形成某種程度的聚集，聚集就是生態系的濫觴。因此，我們應避免讓early adopters在初期，被錯誤的方式引導，最後演變成無限制的仰賴政府的政策補貼。
面對全球化的挑戰，社會創新生態系的建立，儼然成為台灣必須面對的課題。因此，政府的思維必須經歷破壞性的創新，法規必須從指導、規範者轉換成引導者，更應該以十年、廿年甚至一個世代的長遠發展來擘劃新局。
